如今的书多得出奇，撇开网络不说，新书的出版就如同吹肥皂泡似的，一串接一串，让人目不暇接。剔除那些可读可不读或不值得一读的书，值得一读的也难以数计。即使是精品，一个人就算焚膏油以继晷，一辈子也读不完。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，我们这一代人曾经有过无书可读的日子。

十年文革，一场浩劫，竹帛烟销，焚书批儒，中外名著几乎都划入封资修的范畴，可以公开发行的书没几部。那时我在苏北一所镇中学任语文教师。文革前，学校图书室在一位敬业精神很 强的老 先生主持下，小有规模。文革中被造反派清查后，室空如洗，只剩下墙角一摞摞发黄的旧报纸。无书可借，无书可买，无书可读，对酷爱读书的人来说，近乎是一种折磨。

60年代末、70年代初，学校终于复课了。我走上高一年级的讲台，面对全班几十双渴求知识的眼睛，感到一份责任，不管外面的世界乱纷纷，一定要让学生学好语文，终生受用。然而心里却并不踏实。没有广阔的阅读面，没有宽阔的视野，仅仅靠一本语文课本（更何况是那个年代的产物），学生是学不好语文的。苦思冥想几天，我想到了图书室里被遗弃的旧报纸，顿时兴奋起来，无异于发现了一座宝藏。从那以后，一头钻了进去，没日没夜地翻阅，凡是副刊统统拿来。我和夫人的斗室蜗居成了剪报的手工作坊，我负责挑选文章，按体裁分类，夫人协助剪贴。一位刻写蜡纸相当出色的教务员，非常热心地为我加班刻印。一学期里，我给学生编辑印发了两本《课外阅读文选》，不仅班上的学生如获至宝，外校的师生也常来索要。

几年之后，我 和 夫人被调入县中任教。离开这所镇中学时，剪报摞起来有一米多高。我的一位很文静的学生向我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，能不能把剪报留给他。我被他好学的精神所感动，将剪报全送给了他。这位爱读书的学生，后来成为中国最年轻的伦理学教授，现在是一所知名大学的文学院院长。每想起这件事，我不由万分感慨：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”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
无书可读的日子，已成为破碎的记忆，如今有书可读的日子，我倍加珍惜。